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把我们一下子从繁忙的工作中剥离出来，瞬间进入一个之前无法想象的终日居家不出门的生活状态当中，开始几天，貌似自己进入了一个看不见边际的黑洞。慢慢的，从最开始的迷乱与浮躁当中沉静下来，随之是安安心心、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等待日出花开的那一天。

这几天，和很多人一样，看了很多关于医学界的种种人和事，心中感觉百味杂陈，突然想写写同样身为医者的我的母亲。

母亲叫冯帝珍，生于1942年冬天，所以小名叫冬银，很土的一个名字，具有浓烈的时代烙印。她是我外婆的第五个孩子，外婆共生育了10个孩子，在那个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年代，最终成长起来的只有母亲和幺舅，母亲也算是命大，不然我就没有我和两个哥哥了，呵呵--。当然这是母亲来到人世间的主要任务之一，她还有其他重要的大事要做，后面我将会把我所知道的母亲的故事一一道来。

母亲生长于贵州省正安县安场镇街上，这个在地图上要放大无数倍才能找到的小地名，却是那个年代黔北最负盛名的小镇，因为家家户户都具有很厉害的经济头脑，生意做得是红红火火，风生水起，故而当时经济相当发达，远远领先于正安县其他乡镇，甚至名气比正安还大，故享有正安“小香港”之称，那时候的安场人是很骄傲的，我出生于安场，我也曾引以为豪。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母亲，自然从小便有条件接受着较为正规的学习教育，母亲读到高中毕业，也算是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了，自然也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读书人的气质。而我那生长于杨兴公社新华村白石田组的姑姑，比我的母亲还要小好几岁，却连一天学堂也没上过，为此，我都听姑姑念叨过好多次，说爷爷奶奶重男轻女，就一个女儿都不让读书。幸而姑姑命好，嫁给了离安场街上几里路外家庭条件好又有教师工作的冯姑爹，并生育了表弟表妹一双儿女，且都大学毕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也算是弥补了姑姑未能读书的遗憾。

说母亲之前，必须得先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因为母亲自从遇见父亲，就一生无怨无悔追随着父亲，直至2007年那个夏天，母亲因病去世。

父亲是姑姑的大哥，出生地点自然与姑姑一样。不过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小地名，叫金鸡窝凼。不是说金鸡窝里飞出金凤凰嘛，也许就是为了不负这个说法，我的父亲从小就不安心呆在农村做一个地道的农民，一直想立志读书改变命运，他也确实做到了，当然这些除了他的远大志向，还要有机缘巧合，但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安排。1951年，父亲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无书可读（据说本应是地主，后来我那精明的爷爷一副不要命的样子拿着一把菜刀威胁了村长，才混到一个中农），父亲着急了，没书读怎么改变命运？18岁的父亲于是找到邻村已经在遵义师范读书的戴天宝老师（当时还是戴同学），与戴老师合谋相约同去遵义上学，这次的见面，奠定了父亲去遵义求学的基础，也真正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父亲怕吃苦不想做农活而偷偷和戴老师潜逃的，后来向父亲核实，才了解到爷爷当时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并且鼓励他去！我可敬可爱的爷爷啊，你是多么的高瞻远瞩！于是，遵义四中高中毕业的刘某人能获得冯某人的芳心，也就顺理成章了。

母亲1964年高中毕业后到了正安县一个叫桑坝的地方教书，所幸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转战到大坎公社教书，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当时，父亲已经是大坎学校的校长，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堂堂遵义四中高中毕业，又身居“要职”，在那个人口估计不足二百人的小镇上，父亲无异于是相当打眼的角色。母亲作为父亲的下属，天天与父亲相处，关键在于那个小地方可能很难找到比父亲更吸引人的异性了，所以，1965年，我的母亲成为了我父亲的妻子。

同年，母亲因教书突出，大坎卫生所又缺人，组织上便看中母亲的能力，将她送到正安卫校学医，仅仅学习六个月，母亲便拿到了卫校的毕业证，学业上又上一层楼，成了一名中专生，这也是后来父母在开玩笑时母亲打击父亲的杀伤性武器。这次学习归来，没有当过医生的母亲直接就成了大坎卫生所的负责人（那时候的制度多好，有能力就上），直到一匹马车拉着她和父亲以及我的两个哥哥（那时候还没有我）回到父亲的家乡——杨兴。

下面进入正题，开始讲述我母亲作为医者的一生。

杨兴对于母亲而言，原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父亲的原因，杨兴也成为母亲的家乡，并最终长眠于此。母亲就职于杨兴卫生所做一名普通的医生，没几年院长退休后，母亲就自然成为院长，直至退休。

那时候的乡镇医生，没有学科的界别，都是综合性医生，母亲自然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全会。医院没有任何医疗设备，除了治疗室用于输液打针的基本医疗用具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脖子上随时挂着的听诊器。由于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所以那时候没有现在医学上的“鉴别”二字，病人看病也不需要跑来跑去做那么多的检查。我对母亲的诊疗程序归结为三部曲：首先是听诊器胸前背后到处听，然后伸出舌头看看舌苔，最后把一下脉。询问一下饮食情况后，她的处方就出来了。关于把脉，完全是中医的理论，虽然母亲是综合性医生，但也仅仅是最低级别的综合性西医医生，他们医院虽小，仅仅只有几个人，但也有专门的中医科室。我很惊异于母亲的能力与水平，除了正安卫校几个月的短期培训，一身技艺完全靠自学啊！竟然也能集中西医于一身，而且从当时的眼光来看，水平已经是非常高大上了（正如我小哥所言，在去武汉上大学之前，以为母亲就是世界上水平******的医生，不是之一，是******，呵呵）。好学的母亲就这样凭着自己的不断摸索，救治了很多人，也救活了一些人。

平心而论，拿现在的医疗水平来看，母亲的医术是非常一般的，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比别人更爱学习，也更多一份爱心、一份医者之心而已，在母亲眼里，她的病人没有富贵与贫穷，没有亲疏远近。那个年代乡下兴赶场，除了急病外，农村人都会在赶场天来看病，也顺便赶场，所以那一天是母亲特别忙碌的日子。父亲是本地人，看病的人中必然也有我家的亲戚，没有任何特殊照顾，一律排队。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有原则的人，兴许还得罪了不少亲戚。

乡镇的医院，一则病人本来不太多，二则多数人在赶场天都看过病了，所以平常就要轻松些，也就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经常是母亲还在家里，看病的就来了，凡是到医院找不到人就会很自觉的直接上我家，遇到我家在吃饭，不管饭菜够不够，母亲都会邀请，绝不是虚情假意，反正家里随时备有面条。乡下人即便吃过了，走上几里路来到镇上，肚子也还是可以再装一点的，加上我家的伙食怎么来说都比他家好，所以在母亲的邀请下，都只是礼节性稍微推迟一下。这时候，除了母亲，父亲和我们基本上都是贴青着脸，但敢怒不敢言，除非这个人是我家的很亲很亲的亲戚。至于原因，其实主要是卫生问题，毕竟是病人嘛！

我认为母亲******的医术一是接生，二是外科缝合手术，其次才是内科。母亲接生水平很高，即便难产也会经她手顺利生产，但凡要生产的，都希望母亲能亲自出马。那时候接生，不是将人送到医院来，是医生要去病人家，不管远近，也不管白天黑夜，母亲几乎是有求必应，如果路程远又遇上情况特殊，有时候得在别人家呆上一两天才能回来。而我认为我的母亲是有一定洁癖的，她洗被子一定是要用刷子的，她洗袜子一定是要翻来覆去洗的，她洗裤子一定要用肥皂单独洗裤包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农村住上一两天，对她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记忆中，医院当时好像只有母亲会这个手艺，然后是每个村培训一名接生员，那些接生员都是母亲的学徒，也难怪了。母亲年轻时收了几十个干儿子干女儿，很大一部分是她接生的，别人感激她，硬生生要抱给她，其实更多也是想借这个名分和我家有更深层次的来往。当时我的父母，一个是学校的校长，一个是医院的院长，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不得了的官啊！事实上，不说放在如今这个年代，就在当时，那也是连芝麻官都算不上的官！也正因为父母思想境界高，认识正确，并没有狂妄自大的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才能让他们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和我家保持更亲近关系的想法和做法。这些，更多是基于他们对父母的认可，这样的感情是质朴的。随着母亲年纪的增加，辈分也随之上升，这样的好事自然就轮到我们几兄妹头上来了，至今，我和哥哥的几个干儿子女儿都是拜母亲所赐！所以，每年的春节我家是人来人往，好生热闹！

作者（前排右）与父亲母亲合影。

母亲的外科缝合手术我见过好几次，她穿针引线的水平真不是盖的，她缝合的伤口，留下的痕迹也是很小很小。

母亲的内科技术，我没有发现她有特别高的水平，好像那时候的疑难杂症也不多，大多数她也能搞定。母亲快要退休的时候，组织上从外地派了一位医生来，与母亲同在一个诊室，目的是实现顺利过渡。于是那个时候，出现了有趣的一幕：母亲这边依然在排队，那边则冷冷清清。这是母亲的水平比别人高吗？一定不是！

母亲退休以后，医院返聘了她。

母亲一生没有上过大学，没有获得过任何职称，也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她只是一生都把医生这个职业当做自己的工作来做，她认为这是她的职业，她应该做好。她不伟大，她没有做任何了不起的事情，但她在杨兴从医的那几十年，没有人能与她相提并论！

只因她有一颗医者应有的仁心！

因为这些，我回正安工作的这几年，受到很多关怀与帮助，这是父母当年肯定没有想到的。

他们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刘安丽）